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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武宗海山后妃肖像（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1221年，李志常随长春真人丘处机穿过阿尔泰山南部，见商人从西域运来面粉，在当地“五十两白金可易面八十斤”！显然，此时的蒙古人是狂热而无节制的消费者，他们购买包括非奢侈品在内的各种异域商品。这些商品无视经济规律，被追逐利益的骆驼商队运输两千里或接近七百英里的距离。

蒙古人迅速地形成了与传统观念相称的消费文化。天性质朴的游牧民族被他们“文明的”臣民腐化，习得了这种自我放纵的行为。经历若干世代之后，这种行为愈发明晰。具体的实例说明，游牧民族的消费文化容易受到定居民族的影响。1221年，宋朝使臣赵珙前往华北，访问蒙古帝国的当权者。他指出，年轻的一代即第二代蒙古人，已经接受了胡服胡帽。虽然这种观点很吸引人，但大量证据表明，蒙古人对名贵物品的渴求与选择，早在展开最初的军事征服之后，直接并密切地接触定居世界的财富和品位之前，便已经形成。

前帝国及帝国时代的文献，对蒙古人购物清单中的首选商品都有明确记载。这些材料告诉我们，几个世纪以来，蒙古人划分价值层级的标准始终稳定不变。蒙古人最为渴求的物品，是来自草原民族的牲畜以及从定居城镇获取的奢侈品。奢侈品主要指精美织物、贵金属、宝石，尤其是珍珠。在后一种情形下，契丹统治者经常收到阿拔斯王朝赠送的大珠。因此，在蒙古帝国形成之前的几个世纪，蒙古人已经意识到西域珍珠的物质价值和精神属性。

此后，12世纪中叶，蒙古人实际上是从女真人的手中获得了这些珍宝。女真统治者也在他们的个人装饰中大量地使用珍珠。金朝统治者为了在草原地区寻求代理人，按照皇家赠礼的标准，赐予成吉思汗三世祖合不勒汗“黄金、宝石、珍珠和服饰”。

这并不是说蒙古人对珍珠的偏爱是纯粹原生的。显而易见，蒙古人对奢侈品和用来表明社会地位的商品的特定品位，受到近邻尤其是内亚诸民族的影响。仅举一例说明：蒙古人对波斯湾珍珠的偏好，与契丹人和畏兀儿人认为南方海域出产的珍珠优于当地品种的看法完全一致。

蒙古人在这类事物上的优先选择——譬如黄金的属性与权力——深深植根于游牧民族和后游牧民族的文化史。因此，蒙古人在扩张的前夕，已经形成了消费社会。他们对名贵物品有着固定的观念，认为它们是宏伟帝国的附属物和装饰品。这些观念被保存在游牧民族的历史记忆中，直到取得军事上的胜利，才成功地被激活并成为现实。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以惊人的方式获取了空前丰饶的海陆宝藏。

一旦控制定居国家，蒙古人便立即沉溺于对显示身份地位的商品的偏好之中。这些商品部分来自官方渠道、战利品分配以及宫廷赏赐，精英们则很快自主地通过商业途径寻求更多。蒙古帝国宣告成立后不久，统治者就开始关注物资是否充足的问题。这告诉我们，在很短的时期内，蒙古人已经成为欲罢不能的长途购物者。

（摘自《珍珠在蒙古帝国：草原、海洋与欧亚交流网络》，世纪文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原标题：蒙古帝国的奢侈品偏好——购物清单的首选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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